2月2日上午9时30分，身穿黑衣、形容略显憔悴的文强被法警带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两百多个旁听席座无虚席。
这个叱咤重庆警界16年的风云人物，在重庆的打黑运动中被官方认为是“最大的黑恶势力保护伞”，面临着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强奸罪四项指控。
此前，重庆政府官员曾向媒体表示，对于重庆此前糟糕的社会治安状况和猖獗的黑恶势力，“作为分管刑侦多年的公安局负责人，文强应负主要责任。”
其妻周晓亚也在同一天受审，被检方指控涉嫌受贿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洗钱罪。
3名他提拔过的手下也在同天受审：重庆市公安局原副总队长黄代强，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陈涛，公交分局原副局长赵利明。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仅仅是第一天法庭调查中公诉人和辩护人的交叉询问，就已勾勒出文强治下的警界：职务升迁需要用钱开道、和涉黑组织有纠缠不清的关系。
文强的崛起、倒下和中国大多数贪腐官员所走过的道路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在重庆的强势打黑背景下，文强的故事不再普通和简单。
善于抓住机会的草根
善于抓住机会在关键时刻表现自己，是草根出身的文强此后不断获得人生晋升的一大特点。
庭上的文强用一口略带巴南口音的重庆话为自己辩解。每一条辩解都清晰详尽，显然已深思熟虑了很久。庭上控辩双方偶尔会提到他出生的地方——巴南区曾家镇，在那里，至今还存留着已被警方查封的文强祖屋。
1955年，腊月十七日，文强出生在曾家镇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文明君是一家百货商店的经理，母亲练传芳是商店职员。文家经济拮据，子女7人，文强排行老三，除了大姐，在兄弟中排行老二，所以后来与他接近的人都称他为“文二哥”。
在邻居杨明玉印象中，矮矮胖胖的文强，聪明，不苟言笑，不爱主动招呼人，倨傲而有些少年老成。
这也是文强留给初中班主任程明斗的印象。程明斗说，文强是曾家中学第一届初中生，成绩不错，很小就显示出了他的领导才能和号召力。当时班长选举，同学都选文强当班长。程明斗曾在街上碰见过一次文强，他手持赶鸭子的竹片，身后跟了一群年龄相仿的少年，从街上呼啸而过，让程明斗再次感慨这个少年的“号召力”。
善于抓住机会在关键时刻表现自己，是草根出身的文强此后不断获得人生晋升的一大特点。
在文强插队当知青期间，附近军用机场发生了一次飞机意外失事。文强积极参与了对飞行员的抢救，事后他成为知青典型而受到表彰，后被村里推荐参加四川省警校考试，实现了“鲤鱼跳龙门”。
1980年，文强从警校毕业，进入巴县公安局秘书股工作，从此晋升迅速。
在1983年的严打中，文强得到了巴县县委书记张文彬的赏识。此后，张在多种场合夸奖文强“此人不错”。
在张文彬的一手提携下，1984年文强被破格提拔为巴县公安局副局长，半年后又被任命为县政法委副书记。第二年8月，他又连跨两级，被增补为巴县分管政法口的县委副书记。其时离他30岁还差4个月。张文彬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他提拔文强一是因为“干部年轻化”，同时也是文强和同年龄段的干部比，年轻、聪明，工作肯钻研，是个有能力的人。
除了时运和“贵人相助”，文强确实也非无能之辈。在巴县，文强就显示了他在刑侦方面的能力，连破大案。据文强前同事李发树回忆，当时他的辖区曾发生一起绑架儿童案。文强亲自带队，动用无线电追踪等当时先进的技侦手段，三四天就把案子破了。
在文强升任县委副书记8个月后，张文彬调任重庆市财办主任。此后的6年多里，文强仕途“搁浅”，甚至一度兼任县精神文明委员会主任。直到1991年4月，对文强欣赏有加的张文彬获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文强随即也被巴县县委“一致举荐”，拟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升迁的官场逻辑
文强的仕途起伏和张文彬的履历一直暗合。
在重庆大学老教授、重庆市政府参事雷亨顺看来，这种官场人事变动具有重庆自身地缘政治的独特逻辑。
作为一个曾有九座城门九个帮派的码头文化传统的城市，重庆行政区划几经变化，始终呈现出一种“小城市大农村”分散的小型的地理格局；要实现治理，就需要依赖地方干部。于是，重庆主城区的官员大多从周围区县选拔，成为当地官员流动的传统。来自不同地区的干部，普遍带有地域观念，同时为了开展工作，也要提拔和任用自己原地区的干部，长期便在重庆官场内部形成了区域划分的派系，“彼此都很不服气，都觉得自己最行”。
巴县作为重庆辖区内离主城区最近、收入最高、财力贡献最大的一个县，其上调官员，多出任重要岗位。张文彬升职后，文强得以提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过，据此前媒体报道，此时，年少得志的文强已露轻狂之相。酒后多次失态，与人发生口角甚至动粗，结果在晋升的干部考查中，被反映“素质不高，工作作风有问题”；重庆市公安局一度对是否接纳他进市公安局持保留态度。
但文强在关键时刻的积极表现为自己赢得了转机。适逢巴县一个小煤矿发生坍塌，县委副书记文强亲自下到小煤矿里指挥救援，令赶到现场的一位重庆市委常委十分感动。
1992年，37岁的文强终于顺利升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分管刑侦。此时，文强刚刚被授衔二级警督。据一位老警察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众多年龄较大的副局长眼里，文强虽然排名靠后，但“后生可畏，而且管刑侦的也说得起话”。
此后，文强破获了多起大案，多次被公安部记一等功，如1992年震惊全国的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2000年的重庆抢劫运钞车案，2000年闻名全国的张君案等。
文强在刑侦工作上的能力和对本职工作的敬业，即使是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肯定。据媒体报道，在一个案件现场，文强曾连续3天没有睡觉，眼睛熬得通红。“重庆这么大个城市，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他都侦破得比较漂亮，破案率在80％以上。”一位老警察说。
甚至重庆市现任公安局局长、打黑干将王立军也称：“文强这个人长处很多，是一个很熟悉业务的干部，而且这些年，做了很多贡献。”他认为评价文强，要着眼历史，尊重历史。
文强的仕途起伏和张文彬的履历一直暗合。1993年，张文彬因给父亲做寿挨批而调往政协工作，1997年重庆直辖后任重庆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而文强也在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16年，除了级别有过两次提升外，职务没有任何变化。
一位熟悉文强的老警察称：“文强很年轻上任，但又当不了正职，仕途又得志，又不得志。”
卖官与涉黑
公诉人问文强妻子，为什么每年都会有很多人送这么多钱。答曰：还不是为了想升职。
2001年，因抓捕张君而表现出色的文强终于出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真正实现了大权在握。常务副局长实际上代行局长的职务。
包括文强自己，文强治下的警界最令人诟病的是和涉黑者瓜葛太深，以至于警风败坏。
权力经济是涉黑活动的土壤。一些企业做大做强之后，开始垄断市场，出现下膀子、放血等暴力犯罪。
1990年代中期的经济发展刺激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产生。此时，在重庆老城区渝中区出现了两位老大，即“二王”王平和王渝男。负责刑侦、长期和组织犯罪打交道的文强不讲法治规则，推崇江湖义气的作风暗合了黑帮的发展规律，他和“二王”的关系一直界限不清。1996年隧道枪案中放走王平，2001年白云湖枪杀警察案中包庇王渝男，在坊间多有传闻。直到2009年重庆打黑，这些信息才在媒体的报道中得以证实。
在汪力和多名政法人士的记忆里，重庆市新任公安局长王立军上任之前，警界风气非常坏。依靠权力，一些警察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收取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的方式，比如办案公然索要钱财，称“拿钱来就可以取保”，如果拒绝出钱，有时竟以判死刑相逼。在警界内部，职务升迁需要用钱开道，存在着买官卖官现象，以至于在打黑行动中，一些买官的警察也“遭了”。
熟悉文强的巴南人、西彭派出所的老所长李发树并不感到意外，“当时整个社会风气都有问题”。他的亲身经历就可以佐证这一点。1992年，他就遭遇过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被“放脱”的事。这名嫌疑人再次犯案，其家人放言“搞定了检察院和公安局”，结果市局刑警大队将人放走。李发树坚持将此案办成铁案，最终将这名累犯送上了刑场。
李发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嫌犯家人向他表示“愿出资十万以保不死”，而这样的诱惑，在重庆警界，一直存在。
2月2日的庭审出乎意料地与外界人士的“感觉”相吻合。重庆市检察院指控的文强受贿1625万余元，其中19项受贿情节中，有13项是文强收受财物，帮助他人职务调动或晋升的。据文强和重庆市公安局原刑警副总队长黄代强在庭上的讲述，两人的“要好”关系持续了8年，几乎每年春节期间，黄都要带着1万元左右的现金去拜年和为文强“过生”（文强的生日在春节期间）。黄代强因此得以从九龙坡刑警队队长升任高新区公安处副处长，直至市局刑警总副总队长。
文强和重庆市公安局原公交分局副局长赵利明、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陈涛、垫江县原公安局长徐强的关系也非常类似。后面3人每年在春节期间也会向“文强拜年过生”，顺便送上红包。赵利明费尽心思弄到一幅张大千真迹青绿山水画送给文强，价值364万元。据周晓亚在庭上回忆，每年逢年过节收的礼金都在十几万。虽然文强表示在送钱时，他的属下们并没有向他提出请托事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几个人在试图升职时都请文强帮过。
据庭审披露，重庆市劳动教养管理局原副局长冉从俭是向文强“砸”钱最猛的一个，冉从俭为了保住官位曾将50万元现金装在麻袋里送给文强。
法庭上，公诉人和周晓亚的对答几乎成了一个模式：公诉人问：某某认识吗？周答认识。问收钱没有，答收了。问多少钱？答xx万。问告诉文强没有，答告诉了。问为什么每年都会送这么多钱。答“还不是想升职”。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文强的这些手下和他“交好”大都在2008年2月戛然而止。黄代强称，文于2008年7月调任司法局后，他们工作不打交道了，文春节过生的聚会就不叫他参加了。
庭审显示，无论是文强本人，还是黄、赵、陈3人，都和警方公布的涉黑组织瓜葛甚深。控方指控他庇护的6个团伙中，他承认与王小军、岳宁的关系较好。王小军是重庆警方公布的67名黑社会骨干成员之一，经营着豪城国际商务会所，检方认定该会所有组织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文强这样描述他和王小军组织的关系，他和公安机关的内部人员多次去那里唱歌，还和陈涛一起去过，王每年春节都会送他钱。起诉书指控的金额为32万余元。
文强承认，他与媒体所称的“娱乐大亨”岳宁的关系也不错。虽然，他从未接到过有人举报岳宁旗下的白宫夜总会组织卖淫，他不会组织警力去查处，但他确实收了岳宁3次钱共22万余元。
根据检方的指控，文的另一名手下陈涛，在担任治总副总队长时，有近20家娱乐场所多次向他送钱一千元至两千元不等，以求得免于治安检查。
然而，在文强落马之前，这一切都只是流传其中的官场谈资。重庆大学教授、市政府参事雷亨顺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关于社会治安的问题、文强的问题一直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议论的热点，“没有一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不谈社会治安的。”然后这些议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从未形成过议案和提案。与会的公检机关代表也只是表示，自己并不知情，已记录，回去反映，从此再无下文。
为什么是文强
时势造就了文强，但他也被时势所淹没。
对于文强的落马，曾经的部下李发树的评价是：时势造就了文强，但他也被时势所淹没。
这所谓的时势，即与2007年以来的“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五个重庆建设有关。显然“平安重庆”得到媒体的关注度是最高的，因为重庆警界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纠缠不清，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已是多年的旧账。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在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上如此表态：“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
重庆的门户网站华龙网认为，打黑在重庆有足够民意基础。其“重庆掀起打黑风暴”专题大量采写了“黑老大现行记”、打黑斗士“等文章。
在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看来，涉黑多年的文强终于落马，是重庆市委市政府打的一张民意牌。据《重庆日报》报道，薄熙来在今年1月的大学生座谈上曾问，“打黑除恶你们赞成不赞成？”全场三百多位同学齐声表示赞成。
在如此时势下，文强的倒下似乎是个必然。2009年8月7日文强被双规后，位于江北黄泥磅的重庆市公安局门口响起了鞭炮声。2月2日，文强受审当天，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大门口聚集了上百位访民。访民将“沉冤未雪”归咎于文强，多年对警界的积怨似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他就是一个恶霸，重庆的大毒蛇。”
然而，文强落马后打黑的发展轨迹，也引发了各种不同声音。
重庆一位执业17年的老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朋友上了“黑老大”排行榜时，很震惊，第一个反应就是：“还没有审判，媒体已经给他定性，这跟游街示众有什么区别？”
另一位老政法人士持有相同论断。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媒体审判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他看来，某些自认为代表民意的媒体，出现了偏离法治精神的情况。
然而，在包括文强鱼池藏钱、别墅众多等大量吸引眼球的黑色新闻中，程序正义的呼吁显得相对微弱。直到刑法界泰斗赵长青对黎强的辩护才使得这一问题暴露出来，并在李庄案中引爆。有法律界人士甚至提出，在此之前的案件不少都有打黑扩大化、量刑过重的倾向。办案机关不尊重程序的做法，已经“撕裂了某些法律共识”。对一些明显证据不足的案件，一些办案人员保持暧昧态度，不下结论，不断请示上级，已经是坚守法律良知的表现。
在他看来，打黑如果缺乏程序正义的制约，就会伤害法治的根本。他认为，文强案不应是打黑的尾声，而应是一个关注程序正义的新起点。
面对这类不同声音，重庆市长黄奇帆在《重庆晚报》上称，重庆去年打黑涉及的对象身上有一批命案，是在过去十几年间累积而来，这些都是在中国公安部挂号希望重庆警方破获的。
黄奇帆说，文强被抓之后，公安系统破案势如破竹，一年内破获五百多起命案。他还强调，在去年，打黑效果比往年好很多，并不是在“搞运动”，只是下决心打黑后出现的一种集聚效应。黄奇帆强调，打黑工作是按照正常的工作秩序正常推进，不会搞扩大化，也不会有任何包庇纵容的行为。
而文强显然没有看清当时的“时势”，他在庭审前批露的《悔过书》中写道：“我到现在才明白，薄熙来书记说‘当干部，一要干活，二要干净’一席话的含义，但是现在都晚了……”来源:南方周末 黄秀丽 冉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