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提要： 针对宏大的社会问题，得出和渲染一些空泛的、一刀切的、主观色彩浓重的结论，既有违事实，也不合逻辑，尽管这些结论往往能迅速提炼成一个点击率极高的标题。在中国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利益高度分化的今天，一些负面情绪的滋生难以避免，如果一些媒体只出于传播考虑，率先放弃客观理性，采用“情绪表达”，去层层放大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那就是在放弃媒体责任，也是在破坏社会信心。
本周，两条新闻转载率极高并引发热议。其一是国外媒体报道的“透视中国工薪阶层：涨薪千元不及房价零头”。其二是国内某研究机构发布新版“幸福指数”，称在内地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中，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
必须得承认，乍一看，这是两个非常吸引人的标题。但读下去，就让人感觉不那么对劲儿了。
先看新闻一。外媒记者为我们讲述了京城白领N的故事：原来月薪6000多元，最近涨了15%，N却毫无喜色，原因是：1000元不及1平方米房价的零头，请朋友下三次馆子就没了……
CPI持续走高，钱不那么经花，老百姓感受深刻。但当这种感受跟“买房”、“下馆子”、“包车郊游”、“买演唱会VIP票”等所谓“不寒碜”的需求挂钩的时候，它就变味了。拿“买房”来说，在全世界的大城市，哪里的“1000元”能及得上房价零头呢？说穿了，“涨薪千元不及房价零头”是一种常识，特别强调它，倒让人想起电视剧《蜗居》里的台词：“咱俩加一起都快70岁了，还没自己的房子”。对此，当时就有国外学者表示惊讶：因为在他们看来，发达国家大城市里大多数年轻人想在35岁前拥有自己的房子都是不可思议的。在这点上，世界是平的。
再看新闻二。它大概能理解为：省会城市的居民大都觉着生活不怎么幸福，这让人迷惑。且不说“幸福”本身是个非常主观且阶段性的感受，就说上个月吧，该研究机构刚刚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称对全国294个城市进行的幸福感调查显示，城镇居民普遍感觉比较幸福，报告同时还推出了十大最幸福城市榜单，其中某省会城市排名第一。
幸福是什么？答案参差百态。看来研究机构也在根据自身需要来划定幸与不幸，结论难说客观。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当引发不幸福感的原因从填不饱肚子变为想拥有房产，从搞不到自行车票变为刚买了汽车又遭遇堵车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正在进步，这点即使不上历史课、不吃忆苦饭也是显而易见的。二是假如一个年轻人对工资袋里的1000元不屑一顾；假如他的幸福标准是35岁前在大城市中心买套不算小的房子，同时过着光鲜生活；假如他认同媒体曾热炒的“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后面笑”，且笃定这就是当下社会普遍认知的话——那他多半会感到不幸福。
针对宏大的社会问题，得出和渲染一些空泛的、一刀切的、主观色彩浓重的结论，既有违事实，也不合逻辑，尽管这些结论往往能迅速提炼成一个点击率极高的标题。老实说，时下，那种脱离社会发展现状和人们心理预期变化，不旨在解决具体问题，只为迎合某种公共情绪而出炉的“愤怒体”消息很多，不少媒体对报道和转载这些乐此不疲。如果说部分外媒津津乐道于此有些“见不得别人好”的嫌疑，那么国内一些人亦如此，恐怕就是因为这种“非黑即白”的博眼球方式实在太简单了。
有话说得好，要是你手中只有一把锤子，那在你眼里所有东西看上去都像钉子。在中国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利益高度分化的今天，不可否认，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差，甚至是“茅屋旁边忽然耸立起一座宫殿”式的强烈反差。在现阶段，一些负面情绪的滋生难以避免，比如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不能把这些心态问题归咎为公众“不宽容”、“不理性”、“不淡定”。但在“一切向钱看、向权看”之风渐起，不安全感、焦灼疑虑加重的情况下，如果一些媒体只出于传播考虑，率先放弃客观理性，采用“情绪表达”，去层层放大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那就是在放弃媒体责任，也是在破坏社会信心。
如果说媒体有两大作用，一是“表情”，二是“达意”，那么它仅仅当好情绪出口肯定是不够的。多年前，曾有作家发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现在看来，中国人需要的绝不只是生气的权力，而是通过理性表达和积极参与助推具体问题的解决和相关改革的渐进。最鲜明的例子是：全国人大网15日公布了社会公众对个税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对该草案，共有82707位网民发表了237684条意见。无论是看条数，还是梳理内容，我们都必须承认，在事关切身利益的大事上，公众轻易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媒体意识不到这点，还偏好“有噱头没内容”，浪费大量资源去跟风炒作，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