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所在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末。
药家鑫走后两个月，药家鑫案重回舆论中心。
8月4日，药家鑫之父药庆卫诉受害者家属代理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张显“侵犯名誉权”一案正式立案，将于9月13日到庭交换证据。
有人说药家想翻案，有人叹息舆论绑架了司法。
2011年8月25日，陕西西安，药家鑫的家中，药庆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药家是一个普通家庭，他不知道一审法院为什么会发问卷，也不明白父亲见不到儿子，媒体却能得到药家鑫在看守所里唱歌的视频，但他不想翻案，只想平静的生活，并希望“药家鑫案”再不要发生，更不要把发动舆论当成一种维权模式。
“我究竟是穷人还是富人？好多人都来问过我。我跟他们说了：我就是个普通家庭。”
中国青年报：药家鑫案审判前后，有舆论说药家“家境富裕”、“背景特殊”。8月初，央视记者柴静在节目中提到您2003年的月收入是2100多元。但8月24日，张显在微博里质疑：“2010年12月15日，您的邻居兼同事张定亮接受《今日说法》采访说：‘家庭收入主要还是靠药庆卫。2006年他在退下来之前争取到了副师级的待遇，一次性拿到了将近30万元，每个月还有将近6000元的退休工资。’都是央视，原来还说现状，而现在柴静却说过去。前后怎么差别这么大？”
药庆卫：他们采访到张定亮，但张定亮并不熟悉我。我们八几年的时候在一块儿呆过，后来他病退到部队干休所了，我是属于转业走的。他说我“2006年退下来”，不是我的情况。我是2003年3月转业的，我可以给你看我的《转业证》，这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哪年转业的就是哪年转业的。
张定亮说“2006年转业能拿30万”倒是对的，如果我是2006年走的话，就能拿30万，但我不是2006年(走的)，我走得早。那会儿工资都不是很高，转业一次性给的(钱数)是按照当时的月工资乘以干了几年、合计多少个月，我那会儿一次性拿了19万多、不到20万元，他(说30万)这个数字是不对的。
那会儿转业的工资，确实是2100多块钱一个月，证件上写得很清楚，这没什么好隐瞒的。
中国青年报：您的代理律师兰和8月8日曾在微博里称，您家现在只靠您爱人一个月9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在柴静的节目里，也仅提到您在2003年时每个月有2100多元的收入，这令张显和不少网友质疑，上述言论是否在有意把您“包装”成穷人？
药庆卫：兰和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是“主要靠我爱人”。我爱人的退休工资确实是这么多，但我也有转业工资。
现在我的工资，经过每年的增资和近几年部队涨工资，每个月能拿5000多元了，加上我爱人的900多元，就是这些，我也都告诉央视了。转业以后，2004年、2005年增资了多少钱，证件上记得很清楚，后来因为中间涨工资比较乱，2006年到2010年就没记了，但这是有档案可查的，如果需要，可以到我的原单位查档。
我究竟是穷人还是富人？好多人都来问过我。我跟他们说了：我就是个普通家庭，不是说我穷得揭不开锅了，需要政府来给我低保的，不是这种情况；但也不是说我有多少存款。
对于质疑，我只能拿国家给我的东西来证明，现在我不管说啥，他(指张显——记者注)都是质疑的。按说这个东西本身，对案件不应该有影响的，如果非要质疑，我就给你拿出来，拿我的证件说明问题。
其实在一审的时候，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通过律师，让我去原单位开了说明材料，来说明我以前任过什么职、是个什么情况——包括我爱人退休前是什么岗位、什么情况，按说这个跟案子无关的，但既然法院要，我也回原单位开了，也都通过律师把材料递交给一审法院了。我不清楚这些材料(法院)是不是给张显看了，但我认为这些东西不是法院自己拿来、出于好奇看一看的。
中国青年报：在张显的微博中，还曾质疑您有四处房产。
药庆卫：我家只有这一处房子，一直住着。这个房子我给单位交了一部分钱，算我买的，但房产证还没拿到，目前也不知道怎么个落实法。
“四处房产”这个东西，我在那次跟张显见面的时候，就跟他讲要把这个澄清。那时候他跟我说，他家有亲戚就在房产局，当时保卫处有人也在跟前(能证明)的。我说“那最好，你去查清一下我哪里还有房产，你可以在微博上曝。你就说哪个小区、几栋、几号是我的。”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发问卷这点，我不可能事先(知道)的。如果有必要，这次打官司就可以请中院出来说明，谁征求过我的意见？谁通知过我？如果它(法院)当初问我的话，那我希望这个案子跟其他案子一样。”
中国青年报：“药家鑫案”的庭审过程大家都很关注，其中有一些不合常规的地方，比如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发问卷征求量刑意见，有人猜测是否这是您找人安排的。
药庆卫：我是从农村出来的，2003年转业以后跟政府、军队都没有关系了，我是东一家西一家(工作)，如果说我安排，我的能量从哪里来？
发问卷这点，我不可能事先(知道)的。如果有必要，这次打官司就可以请中院(指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记者注)出来说明，谁征求过我的意见？谁通知过我？咋可能我让它做问卷它就做问卷呢。如果它(法院)当初问我的话，那我希望这个案子跟其他案子一样，没那么多(与众不同)，用法律条款去衡量，该判啥样判啥样。
中国青年报：您去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质疑过，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药庆卫：我去质疑那个没有用。我一直是相信它的，至于他们怎么做，那是法院的事情。我去质疑“为什么评审”没有道理，我也找不到不能评审的依据。
中国青年报：您后来看见过问卷内容吗？有没有学生把它带出来？
药庆卫：我没见过，庭审我也没去。学生带出来应该是不会的吧，我估计他们(法院)会收(走)的。
中国青年报：公众的另一个疑惑是，一审法院给了张家25张旁听证，但给了大学生400张，比例非常不协调。
药庆卫：协调不协调只能问法院了，我也不知道它在弄啥。法院怎么安排，不可能来征求我的意见，以我的身份，怎么能主宰法院和政府呢？
张显在4月4日的微博里还说，“后来从省教委宣教科了解到参加旁听的4所大学是：西藏民族学院，陕西科技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音乐学院。我说原来不就仅仅安排音乐学院吗，工作人员告诉我：音乐学院采纳了药家鑫父母的意见，认为仅仅安排音乐学院不好。”
这些话我都手抄下来了，你可以看。其中那个告诉他音乐学院采纳了我们意见的“工作人员”是谁？请把他找出来，让这个“工作人员”站出来说明一下。跟张显打官司的时候，我会质疑他这个问题。如果我有那么大能量，为啥一审给我判死，二审也给我判死，如果我有那个能量咋可能是这个结果？
中国青年报：李玫瑾教授在电视上提到“钢琴杀人说”，也令人震惊，公众由此怀疑药家是否找了“代言人”。
药庆卫：李玫瑾的那个就更奇怪了。他(指张显)要是质疑我这个东西，那孔庆东教授说的有些话，我也觉得接受不了，那就是张显找了人吗？不能这么说。
药家鑫这个案子已经被媒体炒起来了，到底谁来评论，我阻止不了，你也阻止不了。李玫瑾教授、孔庆东教授要评论这个案子，不是我能左右的。全国评论这个案子的有名的人太多了，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意见，不是我选择性的让谁去评论，我没有那么大能量。你可以去采访李玫瑾，问她知道我是啥人吗？
舆论有那么多意见，很多都是对立的，不能说对你有利的就是“民意”，偏向我的就是“我找了人”，这说不通。
如果我有钱、有权到能去北京找专家评论，我会先去赔偿张妙的家属，设法取得他们的原谅。
中国青年报：公众对药家鑫在看守所里唱《传奇》的视频能流传出来也有疑问，从看守所里流传出嫌疑人的视频，这符合常理吗？
药庆卫：其实我更质疑这个问题。比这个视频更早的时候，我记得是去年11月28日以后，就有视频出来了，就是药家鑫说“农村人特别难缠”的那个视频。我看见了，但是当时是在刑侦阶段，都在保密，我的律师都不能单独见药家鑫的，最少要有两个警察陪着，只能问些“好不好”、“缺点啥东西”之类的问题，那个视频是怎么传出来的？为啥媒体在刑侦阶段能采访到药家鑫？谁批准的？我至今也弄不清楚。
“药家鑫做的事他必须承担，但我不希望这个事成为一种维权模式，不希望有别的父母再像我们一样。”
中国青年报：您现在翻回头来看，怎么评价法院的判决？您认为公正吗？
药庆卫：我不去评论这个，到现在我依然是相信政府、相信法律的。只要案子判了，判啥我都执行它，孩子给你送过去，就是相信你。只要法律的条款满足了，他做的事他就必须承担，这是没啥说的。
前阵子有网友让我评价李昌奎案，我说我不会去评价的。不管是谁，我都不希望拿药家鑫案作为标杆，把其他的案子翻出来比较。政府有专门的职能机构，有专业的从业人员，都是有法律知识的，我去比较那干啥？
我本人是学质量检测的，如果问我质检问题，我可以提点意见。但我不学法律，案子交给公检法机关后，就是他们根据法律来判了。
中国青年报：有一种声音说，张显转载、发布的一些猜测性言论，影响到了药家鑫案的判决。您怎么看？
药庆卫：我不具备专业知识，不好评判。但起码张显转载、散布的一些东西，给我和我爱人造成了伤害。我现在真的有种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感觉，而且有口难辩。说我“弄权”、“军界蛀虫”这样的话，是要有证据的，我除了拿出国家发的证件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如果这个再不信，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中国青年报：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现在选择站出来，起诉张显的呢？您希望通过官司，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药庆卫：一方面，是希望这场官司能还我和我爱人正常的生活吧。他(指张显)在网上说我“干扰司法”、“贪污腐化”，其实真正了解我的人，传播这些没有用，但有多少人完全对我这块工作(了解)呢？现在出门，一些似识非识的人，会拿异样的眼光看我，找工作别人也不信任我，我不可能逢人就去解释。所以希望切断源头，不要再传播一些不符合实际的东西了。
另一方面，说实话，这个官司输也好、赢也好，对我意义都不大。我不希望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希望这个事情成为一种维权模式。大家都来模仿，通过挑起舆论，来实现各自的目的。
对一件事情，应该允许讨论和不同的声音，如果100%都是一样的声音，那是不正常的。如果能通过这个官司，让大家能反思一点东西，就可以了。
还有，我也不希望别的父母再有像我们一样的遭遇。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家庭，有孩子在上学，很平常、也很安逸的一种生活。但现在，我没想到自己成为了一个罪犯的家属，要遭遇人肉搜索这些东西，感觉真的很像“株连九族”。
哪个家庭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犯罪，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呢？事情发生以后，如果家属跟案子有关系，谁也不能推卸责任，但没有必要把孩子所有的亲属都贴上标签。
像药家鑫的外公，都快80岁了，那段时间他也被人肉搜索出来，没法过正常的生活，他不该承担这些。
中国青年报：您既然指出了不少张显在庭审前后转载、散布不实言论的例子，为什么现在才站出来澄清呢？一审、二审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及时回应？
药庆卫：我承认，当时舆论压力太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还是一直希望能给人家创造一个好的和解氛围，毕竟我孩子有错在先。那个时候如果我出来，好像我想争啥理一样，那我不是置药家鑫于不顾、只为自己了吗？这个事做不出来的。
中国青年报：也有一种声音说，您起诉张显侵犯名誉权是为了“翻案”。甚至还有网友列出了“翻案路线图”：“第一步：雇用发言人整合水军和部分媒体人，集中火力攻击张显，争夺话语权。第二步：指控张显传播不实言论煽动舆论干预司法。如果指控成功，就等于法院自己承认药案属舆论审判；然后再有‘墓’后高人顺势指责中国司法受舆论左右，对药家鑫案的审判存在程序不正义或违法等。”对这种说法，您怎么回应？
药庆卫：我已经声明过了，我尊重法律，这个案子目前已经盖棺定论，我接受这个判决。现在说我想“翻案”，又有啥意义呢？现在就算翻案了，药家鑫能活吗？
“我承认，司法腐败在我们国家是有的。但照张显的说法，法律案件非要按‘药家鑫案’的模式来办，才算光明吗？其他绝大多数案件不是‘药家鑫案’的模式，就一定都是不公正的吗？不能这么说。”
中国青年报：回到“药家鑫案”上来，张显在他的微博中称，您当时的态度变化无常：一开始采取“不见面，不道歉，等法院”的坚决强硬态度，一审、二审都不出现，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复核阶段时，才开始第一次见到张妙的家属王辉，要求谅解。是这样吗？
药庆卫：不是这样。“不见面，不道歉，等法院”的话，我没有说过，应该是张显自己总结的。
从药家鑫投案后到一审以前，我一直在找张妙的家属道歉，也通过我的律师跟对方不停地接触，希望赔偿对方，达成和解。一开始对方说赔100万，后来也在往下降。人命无价，我不能说100万就多了，“多少钱合适”的话，我不能说。我只能通过律师把我的情况跟张妙的家属说，我在筹钱，能筹到多少，有多大能力，如实告诉你。接受不接受，原谅不原谅，是家属的事，我没有权利强求人家原谅我，我也不可能这么做。
一审前调解的时候，我的律师在法院(指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记者注)的安排下，和张妙的家属——她的丈夫王辉和父亲张平选谈过，那时王辉基本上口头接受了“赔偿30万加一部车”的条件。后来，王辉出去给张显打了个电话，打完电话回来说不同意，这次协议就没达成。一审以前，我也几次拿着加起来有30万的现金到中院去过，希望赔给张妙的家属，但那个时候舆论感觉是“谁调解谁腐败”，没人敢调解。
死刑审核的时候，我也提交过调解申请，后来张显宣布不接受调解，最高院也就没有再做这个工作。
6月4日，张显发了一条微博说：“这个案子是药家鑫犯了罪，杀了人，他父母道歉，与药家鑫案子本身有关系吗？能减轻药家鑫的罪行吗？没有关系，大家就别去理会他。有些人正想搅混水，把大家的注意力分散到药家鑫的父母身上来，大家要擦亮眼睛，不要上当，无关的事儿不要去理会。”
我看了之后很困惑，张显是想让我们道歉，还是不想让我们道歉呢？我感觉我们好像无论怎么做都不对。
中国青年报：针对您的这次起诉，张显回应说由于时间不允许，他转载的一些猜测性言论没有时间一一核实，您怎么评价张显的这一回应？
药庆卫：有些东西，比如对案子的理论探讨，你可以摆事实、列法条；但你说我“干扰司法”、是“军队蛀虫”，这种给我定性的结论，起码要有一两条证据的，没有证据的“扣帽子”，我认为已经超出言论自由的范围了。
即使是转载，我认为也不能不负责任。比如，对你有利的言论就转载，不利的就不转载，本身是一种不全面的信息引导。我开了微博后，网上也有一些骂张显的声音，我不是找不到这样的东西，但我有个原则，起码对骂他的我没有转载一条。
另外，对一个人定性的言论，不是不可以转载，但如果不是自己核实的，就至少要指出明确的信息来源。而张显转载、散布的一些信息里，有的来源很模糊，比如“工作人员说”、“据媒体报道”等，是些让人找不着影的东西。
中国青年报：本报采访过张显，请他回应“只有实体正义诉求，完全无视程序正义”的质疑。张显认为，对草根讲程序正义不符合国情，因为担心力量太单薄，没有话语权，发起舆论监督是他当时唯一的路。您怎么评价他的这一说法？
药庆卫：他当时担心我干扰司法，但自始至终，我除了出来道歉以外，没有给哪个司法机关说过话。如果张显认为有，请拿出证据。
张显说他是草根，我的能量比他大，但实情是，我转业之后没有固定单位，跟政府、军队也都没有关系，请问一个转业军人跟一个大学副教授，谁的地位更高呢？现在我可以说，如果张妙的家属这么做，我理解，也不会计较，因为他们有丧妻之痛、丧女之痛，但张显作为代理人，本应该更理性，为什么一定要对我说这些污言秽语，我不能理解。
中国青年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您是张妙的家属，在当时担心力量悬殊、可能司法不公的情况下，您会怎么做呢？
药庆卫：要替受害者家属争取最大的利益，可以把要求向法院提，如果我家达不到，是我自己能力的问题，双方可以商量分期支付，或是采取其他可以接受的方式。这些法律都是有程序的，我相信一个副教授不可能不懂。如果是我，我不会把案子中让自己不满意的东西，全都贴到网上去说，去煽动一些情绪。
中国青年报：有关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讨论，张显还提到，他认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不能分割，法律需要民众的基础，不是个别精英的独裁。在目前，公平正义的取得需要民众和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您同意他的这一意见吗？
药庆卫：这话理论上没有错，我承认公正的司法需要外界监督。我也承认，司法腐败在我们国家是有的。但照张显的说法，案件非要按“药家鑫案”的模式来办，才算光明吗？其他绝大多数案件不是“药家鑫案”的模式，就一定都是不公正的吗？不能这么说。
中国青年报：药家鑫已经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对他的教育，您也反思了很多。包括对他太过严格、沟通比较少、少了一些对责任、担当和对生命的珍视等教育。如果现在再给您一次机会，您会怎么教育他呢？
药庆卫：其实，不发生这件事，谁也不会把以前的事翻腾出来，一件件去想。现在我每个环节都回想了一遍，觉得我还是应该多给他些鼓励的。他以前有思想包袱，说过“反正我咋做都不对”，其实他的有些事情，我心里是认可的，但一直不说。现在觉得我应该告诉他，让他多一点自信。
法律上的东西，也给他讲过不少。我也曾经跟他说“等你长大了，独立了，我就不会那么管着你了。”他也一直表现挺好，我就没有考虑他的心理压力或是其他什么。直到听到他在庭审上说的话，我才知道我们父子俩沟通太少了。送走他以后，我也再没有跟他沟通的机会了。其实，有些事我一直想问问他，比如家鑫那天为什么会带着刀子，他做出(这个事情)的当时，是咋想的？现在没有机会了，永远成谜了。
……(沉默了近一分钟)
药庆卫：感谢你没有问我那个问题。
中国青年报：什么问题？
药庆卫：就是回忆我儿子死前情景的问题。媒体找我问得最多的，是这个问题，我不愿一遍一遍地回忆……
本报西安8月26日电 本报记者 王梦婕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