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日新学堂的孩子们在练武术操。
“从公办学校里出来，进孙瑞雪教育机构，然后又出来自己带孩子‘在家上学’。在我原来的生活圈子里，算是特行独立了。然而，这次研讨会才真正让我看到什么叫‘小巫见大巫’……”
广州六月小学堂创办者叶万红，在博客上如是述说自己参加“在家上学”项目启动研讨会后的感受。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的这个研讨会，前不久在云南大理举办。
当下，许多中国家长尤其是城市中的家长对中小学教育有诸多不满。他们认为目前学校教育中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效果、评价手段等多个方面都不能让孩子真正体会到学习的快乐，不能高速有效地吸收到有用的知识，不能掌握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学习方法。于是，有些家长用行动表达不满：让孩子在家上学或者进入私人办的私塾、学堂。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湖北、云南等地存在大量在家上学的个案。教学阶段涵盖了幼儿园、小学、初中乃至高中，其存在形式多种多样：父母在家教孩子，亲戚朋友把孩子集中在一起学习，一个区域的孩子共同学习，小规模的私塾、学堂等等。其中有些已初具微型学校规模。
“在家上学”项目启动研讨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举办的。
逃离北京，办中国的“夏山学校”
研讨会的承办方大理苍山学堂，建在云雾缭绕的苍山半山腰，面朝洱海，溪流茶园环绕，再往上走就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
学堂的创办者陈阵今年初“逃离北京”，他诗意地写出了自己的想法：“为了追寻梦想的生活；为了远离都市，回归自然，有诗意的栖居；为了让孩子逃离永无止境的作业、愚蠢的考试和绝望的体制，我们逃离北京，来到大理。”
因为自己有孩子，梦想的生活里就不能没有理想教育，于是，就有了苍山学堂。陈阵只打算收15个学生，包括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在这里完成大学之前的基础教育。
他们具体而远大的理想是办一所中国的“夏山学校”。
夏山学校创办于1921年，是现代教育史上最著名的学校之一，作为因材施教的典范而被誉为“最富人性化的快乐学校”。创办者英国教育家尼尔认为：“要让学校适应学生，而不是让学生适应学校。”日本作家黑柳彻子所著《窗边的小豆豆》中的巴学园，就是以夏山学校为榜样创作的。
“我们可以给学生们提供最自然的环境，让他们在不打扰别人的原则下，在上大学之前学他们想学的，做他们想做的。在自然的怀抱里，在苍山洱海之间，在树林和茶园之间，在野生和放养的动物之间，在熏陶和自我探索之间，在自由自律之间，快乐学习。”陈阵在向这一目标努力。在今年暑假的入学体验班里，每天到山上采蘑菇成了学生的必修课。
陈阵到大理新结识的朋友吴刚，原来是四川西昌的一名公务员，后来辞职办起了IT公司。他的小孩早慧，上到四年级就不愿去学校读书，于是吴刚把公司停掉，带孩子客居大理。目前吴刚15岁的儿子自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思考问题已经相当有深度。吴刚认为在家上学是非常高效、放松的学习方式，儿子在家读书，经常四处游学结交朋友，孩子也有足够开阔的视野。
“现代孟母”做成小学堂
叶万红被自己的父亲称为“现代孟母”，为了给孩子寻找适合的幼儿园，这个师范专业毕业、曾经当过公办小学校长的母亲在广州搬过四五次家，在幼儿园附近租房住。今年，孩子要上小学了，却找不到满意的学校。在几位家长的鼓励下，她把家里的房子卖掉，租一套一层的房子办起了学堂。
“现在我想明白了，教育就应该像妈妈给孩子做的饭一样，是营养的、可口的、温馨的。”六月小学堂的教学内容依据国家课程标准，但不是整体推进，而是每天给每个孩子制定一个学习目标。每天上午是知识类课程，下午则是美术、音乐课，所有课程都不是讲授式的，而是老师和孩子们分享的方式。
像叶万红这样，因为孩子到了入学年龄，但苦于找不到满意的学校，几个家长自助教学，或者干脆办成小学堂的教学形式，目前在各地都开始出现。以北京为例，城区北部的天通苑和回龙观地区是这类小学堂的集中地。
日日新学堂就是4个家庭为了4个孩子读书、在2006年互助办起来的小学堂。现在日日新学堂在沙河边上建起了一座法式校舍，幼儿园部有100个孩子，小学部有50个学生。
虽然已经发展成了学堂的形式，但家长自助的特点并没有改变。日日新学堂的家长经常参与学校的事务。
“达到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是我们最低的教学目标，我们的课程体系和效果其实超越了新课标。”校长王晓峰说。
“我们的学堂不是传统私塾，不是家庭学校，不是工业化结构的公办学校，而是一个要走出一条新路来的有个性的学校，将西方的理性精神和东方的感悟式教育结合在一起，实现一种‘真’的教育。”王晓峰认为，公办学校的大班教学、齐头并进、标准统一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今天家长的需要。
教育需求多样化催生“在家上学”
让众多在家上学或者互助上学的家长聚到大理的，归功于一位叫徐雪金的浙江人。他在义乌创办了“在家上学联盟”的网站，网站上不仅有各类教育信息，还有以城市为单位的分论坛。
徐雪金在论坛中这样自我介绍：“我，一妇男，带两个自己的孩子和外甥在家上学。大女儿7岁，不上小学；小儿子2.5岁，不上幼儿园；外甥3.4岁，不上幼儿园。”
“在家上学”研讨会最小的一位参与者是刚刚年满12岁的袁小逸。她一个人从义乌坐汽车到杭州，坐飞机到昆明，然后转乘大巴车坐了4个小时到达大理。
“我也到学校上过一两个学期，后来不愿去了，学得太慢。”袁小逸在父亲的指导下，不仅已经学完了初中课程，还写了自传《私塾女孩袁小逸》。她还是一名小先生，从4岁起就教同龄小孩，如今在父亲创办的学堂和网上课堂教英语。
网络时代应重新审视家庭的教育功能
有意思的是，选择在家上学的实践者中，男性占了大多数。
“这次前来聚会的‘在家上学’践行者，以爸爸居多，让我看到了男性力量的睿智、大气、承担与使命感！”叶万红感慨，她的老公也已辞职参与学堂建设。确实，在家上学公认的几位“领袖式”人物，都是父亲。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看来，父亲更多参与孩子教育是网络时代的一个新信号。在工业化社会以前，下一代的教育主要由家庭完成。工业时代的社会分工细化，学校教育一支独大，传统的家庭教育逐渐衰弱甚至被忽视。进入网络时代，生活及社会交往方式发生变化，信息和知识的传播、获取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于是，家庭教育的功能被重新正视。
王晓峰的观点是，工业社会之前，教育是进行全人教育，而到了工业社会，由于学校的兴起，教育就变成了技能教育，学校的功能也只是知识传承。
“目前，我国‘在家上学’的实践在教育理念、内容、方法上呈现多元，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重视家长的直接参与，强调对儿童的爱和尊重，实施以每一个学生为本的个性化的教育。”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这一实践顺应了社会结构分化、教育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对于增加教育的选择性、丰富性和提供高品质的教学，满足不同群体的教育需求具有重要价值。”
120万名美国儿童在家上学
在国际上，“在家上学”有一个通用英文词“homeschooling”，是美国19世纪末开始萌芽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并于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当时，社会上一些拥有较好经济实力和较高文化素质的中产阶级家庭，由于认清了学校教育的程序化、机械化等弊端，同时出于宗教、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不愿再将孩子送入学校，从而选择了自己在家教育孩子的方式。他们自己带领孩子学习，更加关注孩子的个性、天赋和兴趣点，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教育方法和学习重点。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美国大多数州，“在家上学”被认为是一件违法的事情，一直受到公共管理机构的“围剿”。很多家长为了实施在家上学方案，唯一的办法就是东躲西藏。经过多方努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各州陆续出台相关法律，确认在家上学的合法地位，并出台相应支撑体系。1993年秋季，“在家上学”最终在美国50个州实现合法化。“在家上学”的孩子虽然拿不到正规学校的文凭，但可以凭借全美大学入学考试SAT(相当于中国的高考)的成绩获得大多数高等学校的承认。
在美国，各种各样的调查统计显示，在家上学儿童比例增长很快。1985年，仅有5万名在家上学儿童；到1992年，则有30万名在家上学儿童；1999年，美国教育部估计数量已经达到85万人。美国驻华使馆中文资料显示，2004年有多达120万名美国儿童在家里接受教育，在家上学已经成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教育形式。
王玉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在读博士生，他的研究发现，美国之所以出现越来越多在家上学的学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习效果明显。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范围内的标准化学术成就测试中，在家庭学校读书的学生成绩胜过公办学校的学生，并且各学科的分数差异都在30～37个百分点。
现今“在家上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及其实践已经作为一种教育自由选择运动被推广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如加拿大、英国、泰国以及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
(本报记者 李新玲整理)
